在任何一個文化的現代化工程裡，女性（femininity）誰何總是整個現代文化工程的核心問題之一。放在中國傳統的脈絡來說，當儒家的父權宗親結構，因為西方的船堅炮利而鬆動後，人從倫理化的主體位置釋放出來以後，該如何重新安身立命？也就是說如何成為一個俱有現代意義的個人，是中國的殖民現代性關於存在的最大命題。在晚清到五四的這個二三十年間，中國人實踐自我的目標，在西化知識分子圈的論述裡和女性解放的問題是同步進行的。甚者，這些男性知識文人通常是以女性解放作為他們自由主義論述的首要問題。劉乃慈對五四女性小說的考察便是放在這個脈絡進行。她把新女性(New Woman)的創造置於整個中國現代性工程的前景，考察新的女性特質（new femininity）如何在諸種文化論述裡被創造出來，如何在各路文學和藝術被具像成為多種女性角色。
她考察了先前一波女性主義研究者如何解構五四男性知識分子想像女性。比如說，簡瑛瑛解構魯迅的傷逝，周蕾解構許地山的春桃，她們和孟悅，戴錦華一致認為，中國婦女解放的問題在這些理論論述和文學想像中，都不是關於性別差異本身，而是關於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掙扎中的民族國家，其政治經濟和民族認同的大問題。有比方如周蕾和劉人鵬更提出，這些關於女性解放的論述，非但無法解放女性，還形構了一套新的性別權力話語，異化宰制中國的婦女。劉乃慈將性別論述的焦點轉移到女作家自身，試圖梳理考察女性作家和男性知識分子之間對於新女性的想象有何異同？而這異同又如何讓我們重新認識民國時期整個性別話語的複雜和多元性？
她從第一批浮出歷史地表的女性作家寫起，包括陳橫哲，蘇雪林，凌叔華，盧隱，冰心，馮沅君和石評梅。她將這一批女作家的創作類型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從女性觀點出發的社會寫實小說，第二類是帶有個人浪滿主義色彩的自傳性抒發。她分類描述了這兩大文類的特徵後，說明了這些女性文學在感時憂國和個人實現之間擺盪，而關於女性主體的性別問題的討論，也必須在這兩極間的夾縫裡討論。她自己的討論先按下不表，卻爬梳了自三〇年代以降的學術討論。第一波（三〇年代以後）的討論和社會主義中國成立以後的三本專書論點大致上無異，這些論述以左派的國仇家恨和階級意識為最高準則，因此把這些女作家的書寫當成小情小愛無關痛癢的風月之書，認為她們的政治意志力薄弱，只能傷春悲秋寫寫院落間的小情事。不然就是認為他們格局太小，無法超越一己之生命經驗。這樣的觀點到了八〇年代以後有所變化，當女性文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範疇之後，孟悅和戴錦華以女性主體的建立為其學術目標，對第一批的女性作家進行了歷史考察和分析，卻得出這些女性作家所書寫之女性特質雖然可以衝破父權的宰制，卻只能在沒有歷史，沒有真相的匱乏中，處於模仿男性文學大師視域中的娜拉形象為鏡像階段。劉稱他們的學術為激進的本質主義，忽視了這些女性作家關於性別差異書寫的價值所在。
她接著考察這些女性作家創造的新女性形象。她認為這些形象是對男性文人的娜拉想像的增補和挑戰，她們以身為女性的切身關照來顛覆新女性形象中所承諾的個人自由和浪漫愛情，她們常常描寫新女性如何在現實裡發現個人自由和浪漫愛情的幻滅。接著，她分析女性作家的慾望書寫，以此來闡明她們女性書寫裡的僭越慾望，以及可能的性別差異的閱讀。從此，她進入論述的核心，試論女性書寫裡，個人身體和國家國體間的辯證關係，以此來反駁先前的研究定論，更試圖開展出一條研究取徑，避開談論女性主體意識時，個人實踐和感時憂國的二分悖論。其理論意圖，誠然可貴，但是卻還是沒有讀到她如何閱讀女性加國書寫的殊異行所在，而這殊異性又如何幫助我們討論女性特質的性別政治問題？
